悲剧可以宏大 也可以卑微

时间:18-10-12 06:30 责任编辑: 来源: 点击:

因为“静安现代戏剧谷”剧目展演如火如荼地进行,五月的上海剧场陷入一片狂欢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中外戏剧团体中,有一个名字,能够轻易吸引戏剧从业者与爱好者的眼球——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它和德国的邵宾纳剧院、以色列的盖谢尔剧院一样,每一次携戏莅临中国,都会受到戏迷们热切的期盼。

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在此次戏剧谷展演中,带来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和《哈姆雷特》两部剧目,两位导演也是中国观众的“老朋友”了——前者由戏剧奥林匹克发起人之一、希腊导演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执导,他曾于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戏剧奥林匹克带来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而后者的导演则是亚历山德琳娜剧院的艺术总监瓦列里·福金(又译“佛京”),正是因为他在过去三年内两部来华作品《钦差大臣》和《婚事》广受好评的缘故,才使得中国观众对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寄予厚望。

不同于福金导演的《哈姆雷特》是由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嫡系班底所创作,特佐普罗斯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则是外籍导演与该剧院的一次合作,因此该剧的印记,更多来自于导演本人,而非剧院。早在1983年,特佐普罗斯便在希腊北方国家剧院首次执导过此剧,根据他在该剧上海首演的演后谈所提及,之所以选择排演布莱希特的剧目,与他曾在德国受过四年的戏剧教育密不可分,他甚至还得到过布莱希特妻子的言传身教。

大概是因为特佐普罗斯与日本的铃木忠志都是戏剧奥林匹克发起人的缘故,也的确二人在训练演员的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注重力量、注重肢体,两人时常会被拿来比较。但不同于铃木忠志排戏时所选取的文本是他独创的“铃木演员训练法”的承载工具,特佐普罗斯是一位哲思者,他常常通过排演戏剧来淬炼自己对宏大主题的看法。

尽管《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直以来都被贴上“反战”的标签,但大胆妈妈在战争期间发国难财,借用牺牲别人家孩子的生命养活自己的孩子,而后自己的孩子又纷纷死于战争中,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在批判当权者的穷兵黩武,毋宁说是大胆妈妈自己酿下的悲剧。特佐普罗斯不只排演布莱希特,还排演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试图从微小的个体命运切入,挖掘文明与野蛮、体面与自私的罅隙,并以此为矛盾的出发点,挖掘悲剧发生的本源。

若说特佐普罗斯版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大时代下的个人悲剧”,那么福金版的《哈姆雷特》,则是“通过个人悲剧探讨群体的悲剧”。尽管这一版《哈姆雷特》是经过编剧瓦季姆·列瓦诺夫进行文本上的切割、改编和整合,但福金导演总能通过具象化的舞台设计,把探讨的母题视觉化,这从他所执导的来华的三部剧目都可窥见端倪——《钦差大臣》第三幕的舞台场景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宫廷舞会,集中展示了道貌岸然的贵族们的丑态;《婚事》则把舞台设置成一个溜冰场,象征着婚恋关系里的如履薄冰;《哈姆雷特》原著里的王宫被设置成一个内场背对着观众的足球场,这是对极权隐秘化特性的隐喻。

足球场的观众席由一个占满舞台镜框的铁架制成,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入口供人窥视。巨大的铁架犹如王宫高耸的城墙,数十个群众演员坐在铁架上若隐若现,就像足球赛的观众,也像是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的旁观者。足球场内与场外被大铁架泾渭分明地隔离开来,台下的观众就如同无法进入足球场的游客,被剥夺了参与和观看的权利。

戏甫一开场,除了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寥寥数语的开场白外,哈姆雷特成了一个酩酊大醉的醉汉,被人拖曳进足球场。场内响起了新国王克劳迪斯的声音,他正和哈姆雷特的母亲、王后乔特鲁德举行婚礼。坐在台下的观众,只能通过外放的声音得知场内的一切,却无法亲眼目睹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版《哈姆雷特》有两处改动能够严丝合缝地拼贴出人物的性格乃至命运的走向:在这里,最大的阴谋者是哈姆雷特的生母乔特鲁德,是她操纵亲王克劳迪斯谋杀了哈姆雷特的生父;而哈姆雷特的疯癫,则从原作中为复仇而装疯变成了主动选择沉迷于酒精,借此麻醉自己并逃避凶残的现实。哈姆雷特的形象,从原作中责任心并未完全泯灭的自私鬼,成了一个彻底的逃兵,从哈姆雷特的视角出发,舞台上呈现出一种“众人皆醒我独醉”的荒诞感。

哈姆雷特的悲剧,从莎翁笔下的性格悲剧,成了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的混合体——因为有一个暴戾的独裁者母亲,并且至亲的父母互相杀戮,这让无法改变出身和命运的他变得麻木不仁、草菅人命。舞台前方有个象征坟墓的坑,每当有人死去,都会被扔进坑里。在哈姆雷特误杀波洛涅斯后,波洛涅斯被草率地扔进坑里,紧接其后奥菲丽娅也死了,也被扔进坑中。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已不属于他个人,他周围的人,生命均轻贱如草芥,这群人的悲剧命运,紧紧围绕着哈姆雷特的个人性格展开。

若从时事新闻上得知当今俄罗斯的权力迭代,难免会对福金版《哈姆雷特》所做的处理会心一笑。因《后戏剧剧场》而闻名的汉斯–蒂斯·雷曼在《悲剧的未来?——论政治剧场与后戏剧剧场》一文中曾提到:“从最开始,悲剧就和政治、城邦、历史、权力与反抗这些基本问题紧密联系。今天也不例外。从来没有私人悲剧。哪里有悲剧,哪里就有政治。”这颇具存在主义色彩的论述,正好为喜欢追溯本体本源的特佐普罗斯和喜欢借古讽今的福金提供了将经典文本当代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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